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张耀杰先生，早在地震之前被单位解聘，理由是他在休假期间，未经单位批准私自出国。最早知道这个消息时，张先生还在跟单位谈判，要求
行政复议，现在知道，行政复议他已经败诉，打上法庭，依然败诉。做了多年研究，著作甚丰的张先生，现在只能靠单位的一点施舍性的补助活着。
我不懂法律，实在不知道私自出国是个什么罪过。可以肯定的是，张先生出国，百分之百不是经手蛇头的偷渡，是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堂堂正正从国门——海关走出去，然后再从国门走进来。对于国家层面而言，张先生的出国，无所谓私自，所谓的私自，是针对单位而言的。
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家被人称为单位体制，但凡是个人，就有单位，吃公家饭的，更是如此，单位是你工作的地方，也是你生活福利的寄托，是你的一切。你的一切
都归单位管，做什么，都得单位同意，今天看来属于自己私人领域的事，比如结婚、离婚，探亲、上学，没有单位的公章，一点门都没有。在工作时间，理论上吃饭
拉屎，也需要单位领导同意，未经同意自己做了，都属于“私自”的范围，如果领导不高兴了，兴许就得检讨。更别说出国，就是走出自己所在的城市，也得单位批
准，不批就是你想冒险私自一回都不行，因为没人给你批全国粮票，出去也没饭吃。
但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好像记得单位体制已经变了，单位，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也就是个上班挣工资的地方，在单位里工作，只要不干犯法律，在自己休假区间里，做什么都无所谓，不是连结婚离婚都不需要单位盖章了吗？
可是，轮到张耀杰先生了，偏偏又出来一个私自，而且因这私自，受了严重的惩罚，走到哪儿，都没处说理去。如果说张先生是国家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多少还可
以理解，因为说不定有保密的问题，可是张先生所在的单位，无非是个研究文化艺术的地方，那些戏曲书画之类的东西，好像跟国家安全也扯不上，张先生本身也不
过是个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私自”出国一次，又能怎样呢？
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在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这个地方，虽然改革过去了三十年，但是，单位还是里面所有人的天，而天是没理可讲的。
这两天，几乎所有世界上最大的私募股权基金（下文简称“大PE”）都在琢磨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做点什么？
我说的不是为中国的四川地震灾区捐款。两周前，通用电气公司正式宣布考虑出售其家电子公司。上周，海尔公司正式承认正在积极探讨参与这场并购大战的可能性。海尔的竞争对手将包括瑞典的Electrolux AB、德国的Bosch、意大利的Indesit、韩国的LG和三星以及印度的Videocon等。几乎每一个可能的买家后面都有大PE的身影在晃动。
对海尔来说，这可能是未来三到五年里以主流玩家身份进入美国市场、并且一举在国际化程度方面赶超先前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联想集团的最好的、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但是，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不是唾手可得，要想抓住它需要解决两大问题。
首先，钱从哪来？交易如何设计？
GE家电去年收入72亿美元，估计并购的价格可能会在50-80亿美元之间。这显然远远超出了海尔集团、国内上市的青岛海尔以及香港借壳上市的海尔电器其中任何一家的承受能力。考虑到香港上市的海尔电器目前市值只有23亿港币，指望靠增发新股完成收购如同指望靠印钞票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一样不切实际。因此，海尔不借助外力独立完成收购的可能性比零还低。
既然要借助外力，那么我们就看看都有哪些外力可以借助。国家开发行这样的国资外力
作为中国家电旗舰的海尔不是不能获得，但问题是那样的话等于是在为《纽约时报》的右倾保守派专栏作者准备素材，最终一定会在美国引起一场公共关系方面的轩
然大波，并且很有可能会重蹈中海油和华为的覆辙。因此，比较现实一些的选择就是结盟KKR、黑石、凯雷、德太、贝恩这样既有殷实家底又有美国本土政府公关能力的国际大PE。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一些不利因素。最主要的是全球债权市场动荡导致的杠杆萎缩。本来这些大PE参与类似的交易一般都会寻求银行和债券市场的债权融资支持，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在次债危机后元气大伤和烂柿子一样疲软，因此他们完成交易的融资成本会大幅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交易的股权回报空间受到很大程度的挤压，即便海尔能够获得大PE的支持，条件应该也会相当苛刻。其次，也是更为实质的一件事，如果在交易中80%的资金都是这些大PE以及大PE带来的债权投资人提供的，那么这个交易本质上更像是海尔以战略投资人的身份带着少量的资金、一定的行业资源和巨大的想象空间加入到大PE对GE家电的收购阵营中来，谁主谁次至少我们不要上来就自己骗自己。
当然，这也未必是坏事。海尔不一定非要在自己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急于一步到位。也许结盟一两家大PE先获得少数股权、然后再分步从这一两家大PE手中—甚至在他们直接的融资帮助下—购入更多的股权直至最终完成对GE家电的全面收购对各方都是更现实、也是更为合理的选择。（还有另外一种更为激进的可能，后面会提到。）
第二个问题，也是更实质的一个问题：海尔收购GE家电（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到底图的是什么？将来又能得到什么？
只拿国际化说事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强大执行力和远期利润预期支撑的国际化战略甚至还不如馒头，因为它当不了饭吃。今天GE之所以想把GE家电卖掉，正如同当年IBM想把IBM个人电脑业务卖掉一样，就是因为它在美国经济大环境、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下越来越不赚钱—今年一季度包含GE家电业务在内的GE消费品和工业部门的利润同一年前相比下降了34%。那么，对于在美国市场做得并不能算成功的海尔来说，真的接下来这个大摊子后，三件事将决定成败（甚至不仅仅是“海尔GE家
电”的成败，而是整个海尔的成败）：第一，能不能让美国市场从不赚钱或者不怎么赚钱变得相对比较赚钱。要想做到这一点，要么通过内部调整（无论是否直接或
间接利用中国的成本优势）榨出更多的利润，要么就是自己命好谷底买入正好赶上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在即。第二，能不能利用GE家电的渠道和服务网络向美国市场销售更多的同GE家电不直接竞争的海尔中低端产品。第三，能不能利用GE的品牌优势和研发能力以及海尔的中国渠道和服务网络让GE的白电产品在中国的中高端市场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攫取能力。
说老实话，在上面三点中，除非美国市场大环境近期真的天随人愿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否则我不认为海尔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立即大幅度提升GE家电的运营水平。同时，美国市场是相对成熟的市场，新品牌进入门槛很高。在美国的中低端白电市场，海尔会因此陷入两难，不用GE家电的品牌进入成本会很高，用了GE家电的品牌又会在中高端市场对品牌带来损害。这样说来上面提到的第二条也不那么容易实现。在我看来，真正短期内有潜力的是最后那条，那就是反过来用GE家电的牌子更好地占领中国的中高端市场。这个故事的核心卖点还是在中国，特别是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大背景下。
也因此，就出现了另一种更为激进的可能。那就是海尔在大PE的推动下把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拉通，通过全资收购GE家电形成拉通后的大海尔（真正的世界级公司），大PE在大海尔中再占有一定的股权比例。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未来海尔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由于涉及处于两个股票市场中的两家上市公司，因此构造起来会遇到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监管当局的质疑。连把海尔集团持有的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装进香港的海尔电器都迟迟实施不了，更不用说这么大的手笔。思路过于大手笔，结果往往就是每小时收费600美元的大律师成为整个过程中的唯一赢家。
和微软图谋雅虎不同（我认为微软迟早会得逞），今天的海尔以小博大，跨洋出击，这是一件具有很大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事。无论是相对稳健的方案还是相对激进的方案，胜算都不超过50%，甚至可能不超过25%。不过，如果真的抓住了这个机会，海尔将成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海尔。我们常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让我们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张瑞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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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又去参加了一次剑桥的邪教活动：吃一种叫做“Formal Hall”的东西。
据说“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之所以说它是邪教活动，是因为它的形式是这样的：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地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30来
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
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
色。
学院的院长一般都是一些社会声望地位较高的人物，比如三一学院现任的院长是英国皇家协会的主席，前院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提尔·森；比如现任的Caius学院院长以前是英国驻华大使；我的学院院长（Newnham学院）以前是BBC董
事会董事之一。但是由于各个学院本质上是“学生生活住宿区”，没有什么权力，所以一个比较滑稽的画面就是，那些曾经在国际某坛上风云一时的院长们虽然“社
会声誉”很高，但是他们穿着黑袍子正襟危坐地讨论的往往是“学院前面那块草坪是不是该修了”、“图书馆门口那张桌子要不要移走”、“下个月我们院要不要再
添置三台电脑”这样鸡毛蒜皮的问题。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它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的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大家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所以一次饭吃下去，怎么也得战斗3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Formal还
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
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
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不行，你还不能走，还得接着去另一个神秘大厅喝酒。
餐
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
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据晓旭说，有一次他们学院吃饭，外面还天亮着，桌
上就点上了蜡烛，为了增加邪教“氛围”，最后只好把窗帘拉上，大家就着烛光扒拉吃的。
餐厅的墙壁上，往往都是一些巨幅肖像。肖像大多是一些身份不明的古代白人男子，很有可能是女王的爷爷的舅舅的弟媳妇的三表哥什么的，个个戴着假发，穿着制服，挺着肚子，死死盯着我们盘子里的食物。
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10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先描述一下菜谱吧：
第一道菜（其实本来就在桌上的）：面包和黄油。
第二道菜：一片鱼（凉菜），貌似半边红鲤鱼。
第三道菜：芦笋上面盖上几片生牛肉（这是整个晚上我最喜欢的菜）。
第四道菜：羊肉，盖在土豆泥上面，配芦笋、蚕豆。（到这时候我已经吃饱了，所以虽然羊肉很好吃，我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五道菜：冰淇淋加纸口袋里的清蒸水果。（清蒸水果说明这个college的厨师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第六道：甜点，包括巧克力、饼干和cheese （这时候我们从一个大厅转战到了另一个大厅，不知道为什么）
第七道：茶、咖啡。
顺便说一句，我是不喝酒的，所以对餐前、餐中、餐后的n种酒根本没有关注。事实表明，在剑桥不会喝酒似乎是一个重大损失。这里开学术会议都经常一边喝一边开。虽然很多学院在“研究经费”方面捉襟见肘，喝酒的钱确实一分都不能少。“穷什么不能穷喝酒，苦谁也不能苦教授”……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
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
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
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
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
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四个半小时啊，同学们。关于卫星行业和正负电子对撞机哪怕台湾政治，我确实没有
那么强烈的兴趣，而关于陈冠希绯闻和王石捐款数额问题，他们也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但是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又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
所以我就说啊说、说啊说，说到两眼发直、不省人事、“花儿都谢了”为止。
问
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
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最多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个事实，加上一餐饭要吃上三四
个小时的事实，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吃到最后，多么希望红十字会救援人员能够对我也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从七零八落的豆腐渣谈话中给挖出来。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 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
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还是开始深深地怀念那种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
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王怡写过，自由
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当然也不是全无收获，仔细回想，一个晚上下来，我增加了如下新知识：1. 日内瓦有世上最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2. 吉登斯老师和我系某老师曾经有过重大死磕史；3.卫星手机便是地处太平洋中心也能打通；4. 蚕豆的英文名字叫broad bean。5.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桃子和李子可以清蒸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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